，最后定了六万八千元的私股股金，按照“赎买政策”的规定，足有二百八十元定息，洪家并没有吃亏。

而在工作安排上，队长也任由洪禄承选择了离家较近的工作地点，并给予了特别优待。洪禄承享受行政15级的处级待遇，工资也相应地定为一百零八元。而食品行业，当时最高级别的技工到顶儿才拿七十多元，大概在整个公司，这个数儿也得排在前几位。这么看来，洪禄承的收入足可以保证洪家人的衣食无忧，且代代人都能过上“上等生活”。

不过，当洪禄承第一次收到人民银行那封盖有“邮资付讫”邮戳的牛皮纸信封的信件时，还是难免心情郁郁。他心知肚明，以后除了这冷酷的信件所寄来的定息外，有关洪家祖辈世代努力的所有成果，恐怕都将被时光掩埋。

洪禄承真正心如死灰是在上班之后。

厂房里，随着机器的传送带，各类糕点哗哗地，水似的往前流，工人戴着白围裙，白套袖，干净、利落，跟洋大夫似的。打眼一看，你还以为是在外国。而与之相比，洪家饽饽铺靠掌案带徒工制作的方式，不仅看着陈腐落伍，产量也低的可笑。

这副国营糕点厂用机器生产糕点的情景，让洪禄承不由眼前发黑，从心里泛起了阵阵苦涩。

如今怎么哪儿都用机器？也是，这么着一劳永逸，用的人少了，也不用烟熏火燎了。可要都像这么改良起来，那以后耍手艺的可全算白饶。

或许，世上确是没有不老不损的物件。就如他的老宅院一般，洪家老字号的消亡也不可逆转吧？

或许，洪家铺子确实是老了。

或许，他也老了……

1956年，对民营资本的改造达到最高潮。1月15日，随着岳松生代表京城工商联在天安门上为伟大领袖呈上京城喜报，京城的工商业已先行实现了全行业的“公私合营”。随后，全国各地纷纷快步跟上。自此，全国的买卖人都和平地消失了，融入了普通人群中。

按道理说，既然已经盖棺论定了。那么就再无一个“运动”是指向工商阶层了，大家大可以松一口气，从此安心开始新生活了。但实则不然，紧箍咒还在，“原罪”是不可能完全擦干抹净的。

从1963起，大量忆苦思甜的小册子泛滥开来，重新控诉旧社会黑心地主的罪恶。随后相继而来的，是普及而持久的“忆苦思甜”运动。其时，尽管再无政策要求打资本的“落水狗”，但承接对工商阶层丑化的影响，旧有的商人们，便又挨个被重新提拉出来，成了溜边儿站的一群。

说实话，洪禄承的遭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