些父母需有‘重男轻女’的行为表现。”

“然而，这个特征在后续的案件中逐渐弱化、消失。”

秦明继续留言：

“根据时间线，从第三起案件开始。

受害者群体的构成变得更加随机。

年龄、家庭结构、社会背景不再有明显的集中性。

‘重男轻女的父母’这一类别，在受害者中的比例显著下降，直至完全消失。”

“根据这种变化，我们可以尝试推导凶手的部分心理轨迹。”

“凶手的扭曲心理，可能源于其原生家庭。

他很可能出生在一个‘重男轻女’的家庭中，有一个被偏爱的哥哥。

而他自己则是被忽视、甚至被虐待的一方。

这种童年经历导致了深刻的心理创伤和仇恨。

早期，他选择杀害具有同样行为模式的父母，是一种直接的报复和替代性发泄。

通过毁灭‘象征物’，来攻击自己心中那个施虐的父母形象。

并试图获得某种扭曲的‘公正’。”

“而随着作案次数的增加，凶手的心理可能发生了变化。

这种变化有两种可能的方向。”

“方向一：多次宣泄导致仇恨减弱。

通过多次杀戮，凶手内心的怨恨和愤怒得到了极大的宣泄。

因此，针对特定人群的杀意逐渐减弱。

后期，他可能更享受‘杀戮过程本身’、‘仪式创作本身’。

或者寻求更高层次的心理满足。

如操控、展示‘艺术’等等。

而不再执着于受害者的特定身份。

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受害者特征，变得随机。”

“方向二：外部事件导致焦点转移。

也可能，在某个时间点之后，凶手生活中发生了重大变故——

比如，他所仇视的亲生父母意外死亡。

或者他自身的精神状态、认知模式发生了其他剧变。

这导致他那基于原生家庭的仇恨，失去了具体的‘锚点’。

从而转向了更广泛、更抽象的目标选择。

这也是有可能的。”

秦明的分析像一把解剖刀，试图剥离出嫌犯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。

但他也不敢太托大：

“需要强调的是，这些只是基于有限数据的推测，并非精准结论。

而且，这种推测主要是针对‘曼陀罗尸花案’的凶手心理。

至于‘大京挟持爆炸案’，受害者随机性尤其高。

且就像之前的讨论结果